医者该多与大众交流

　　作者：高翔 

　　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将学院的使命总结为三条：学习、发现以及交流 

　　毫无疑问，医务工作者一切工作都应以“服务大众”为中心。从理想主义角度来说，这是医学行业前进的原动力；从现实方面说，大众是医务工作者的衣食父母，而如果没有政府的资助（归根结底，纳税人的资助），大多数科研都无法进行，医学知识的更新将非常缓慢。因此，围绕“服务大众”这个中心，医生、护士、营养师等应用型人员的首要职责，是如何更好地治（防）病救人。而对于医学科研人员来说，则需不断埋首学问、探索新知。但是，除此之外，是否还有其他被忽略者？他山之石，可以攻玉，我们不妨看看美国医务工作者是怎么做的。 

　　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将学院的使命总结为三条：学习（Learning）、发现（Discovery）以及交流（Communication）。关于“交流”，他们是这样阐释的：服务社区，为医疗政策辩论提供所需信息，传播健康知识，帮助大众建立“健康是人类最基本权利”的意识。为此，哈佛公卫学院建立专门的公共关系办公室；不定期举办新闻发布会，介绍学院一些比较重要的研究；他们还邀请一些曾任职《纽约时报》等主流报刊的资深记者，对学院研究人员进行培训，告诉科学家们在和媒体打交道时，如何合理应对，并能借助大众传媒这一有效载体，深入浅出且准确地向大众介绍科学进展，以期减少对其研究的误读。 

　　哈佛大学的很多医学研究者也积极主动地参与普及医学知识。其中最著名者，当属Atul Gawande博士。Gawande博士是哈佛附属Brigham and Women’s医院的外科医生，也是哈佛公卫学院的副教授。他从1998年开始为《纽约客》杂志写医学、医疗体制相关的文章，在美国公众中反响巨大，Gawande博士也因此于2006年获麦克阿瑟奖。而他2009年发表在《纽约客》上的一篇关于医疗费用的文章，影响了奥巴马医疗改革中的部分观点。奥巴马还向一些参议员特别推荐该文。与Gawande博士相比，曾任职于哈佛附属麻省总院的精神科医生Charles Krauthammer博士走得更远。他从1980年代就开始了专职作家的生涯。并曾担任小布什总统的生物伦理学顾问，利用其医学知识，在干细胞研究、基因克隆等政策的制定上发挥重要作用。 

　　大众传媒之外，可供医务工作者和大众交流的平台还很多。去年，一个从事环境科学研究的朋友很高兴地告诉我，她为其所居住社区的居民上了一堂课，普及交通污染知识，并以此为契机，成功说服该社区居民，放弃了利用路边空地修建儿童游乐场的计划。另外，波士顿的科学博物馆常举办讲座，请不少颇有建树的科学家来讲课，和市民面对面地交流，回答问题。 

　　每个人都希望能有健康的身体，每个人都希望知道如何拥有健康。这是人之天性，也是人的最基本权利。因此，报刊电视上健康新闻、讲座颇受欢迎，养生的书籍也往往畅销。这种情形下，如果受过专业训练的医务工作者将话语权拱手相让，不少打着“专家”旗号的所谓“医学大师”、“营养学家”就会趁虚而入，而且往往是一个大师倒下去，更多的更有欺骗性的大师又迅速站起来。他们不仅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，而且对医学界、营养学界的声誉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。 

　　医学是不成熟的经验科学，我们对于人体和疾病的了解还相当不全面。因此，面对很多疾病，我们无能为力，而在诊治过程中，错误也不可避免。如何减少医疗错误，降低其危害，是医务工作者永远需要研究的大课题。但与此同时，我们也可利用与大众交流的机会，去减少医患之间不必要的误解，去让大众了解我们在发现自己作出错误判断时的懊恼和悔恨，我们在尽了最大努力却眼睁睁地看着生命逝去时的焦虑和无助，我们在目睹病人家属哭泣时的心恸和愧疚。如是，虽然医务工作者走下了神坛，走出了象牙塔，却可能赢得更多人的理解和尊重。 

　　（作者为哈佛医学院教师，美国国家科学院医学部营养、创伤、脑专家委员会委员）